脱贫是扶贫的最高境界

武义县《九龙山脱贫博物館》大门楹联之上联

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主要不是观察其高收入者，而是着眼最低收入群体。这也正是我国全面奔向小康社会要实现的根本目标，更是社会和谐的重要评价指标。贫困，是指一部分人因社会、历史、地理等原因被置身于主流社会之外而弱化了生存能力。因此，贫困者主要并非缺少资金，而是缺少生存环境。脱贫的意义便在于使贫困者回归主流社会，启动贫困者内在的生存能力。基此分析，传统的财政扶贫只是治标的“过程管理”，产业脱贫才是治本的”目标管理“。

作者(右一)与武义县脱贫致富引路“迏人 ”董春法同志(左一)探讨农民下山之途，中坐者为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李奉芩同志。

浙江武义县”下山脱贫“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改变生存环境，实施产业脱贫，改变村民身份，提高生存能力，其产生的积极惹义，既惠及村民，又恩泽生态，还对全国山区脱贫走出了路子。这一创举具有稳定性、持续性和可复制性，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推广，已令全国一千万大山里的贫困者下山致富。

图三，武义县《九龙山脱贫博物館》大门楹联之下联

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有二：一是贫困人口；二是生态恶化。我在1993年秋应邀赴美国总统克林顿毕业的母校母系一一乔治顿大学公共政策系讲学时，就被置身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贫困之內涵作了如下表述：“作为社会的人，除了有生存权之外，还有接收良好教育、拥有文化科学知识、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行使民主权利、享受良好生态环境、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获得民族以及个人平等的权益等权利。” 

因此，贫困与否，以及贫困的程度要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伦理学，甚至美学等多学科加以衡量。于此可见，从人的全面需要出发去实现脱贫目标，仅靠现有”扶贫办“单一的扶贫资金手段，显然是难以奏效的。因为，脱贫实际上是一个有涉脱贫环境重建的命题，而非仅是资金问题。扶贫只能解决村民一时温飽，脱贫才能在永久解决温飽前提下，使村民既有需要和又有能力去追求文化生活、精神生活。

从武义县九龙山提供的经验令我想到了导师马克思，他在《费尔巴哈论纲》一书中告诫过人类：“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一系列关系折射的是制度，即决定劳动关系的劳动制度，决定分配关系的分配制度，决定交换关系的交换制度等。武义政府为山民“下山脱贫”设计的政策条件和创造的物质条件，本质上是一种脱贫环境的重建，归根结底是一种与制度安排相联系的机制创新，它既符合导师马克思的理论指导，又符合最近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乡镇振兴和民生工作的重要精神。

人类社会除贫困之外，面临的第二大难题是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这种趋势起源于人类需求的无序性与地球资源有限性之间的背离和冲突，这种态势的后果有二：一是地球资源的负债性透支，二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不可逆转的恶化。在此后果面前，无论于成功者，还是失落者都无法改变其对未来世界走势的最终恐惧。为此，联合国环境署在《世界环境日》上向人类无奈地发出过“不要让地球变成不堪忍受的环境”和“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的呼声，这与其说是警告，不如说是哀诉！

扶贫干部七进深山帮下山

我国之所以呈现“东富西贫”的二元财富布局结构，源自于”西高原、东平原“的地貌结构特征。规律显示：山上多贫，山下多富。换言之，“靠山吃山”的俗语正是对既毁林又致贫格局形成机理的解读。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曲格平在1992年4月22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曾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自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最突出的问题是森林覆盖率低。” (见曲格平：《中国的环境与发展》) 

森林覆盖面低下除原始因素之外，与我国现行森林保护机制的落后不无关系，其中默许山上村民散居是其败策之一。因此，武义县九龙山村民”下山脱贫”的创举之所以令我震憾，又令我振奋，就在于它让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

因为，正是《武义经验》的”下山脱贫”这简单的四个字，为我国全面小康之路上需要解决两大难题的“目标管理”，找到了完全与之相对应的”过程管理”。

作者应邀在美国乔治顿大学公共政策系讲学时的留影